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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太丘”情结

[ 时间:2017-06-16 09:37:05 | 来源:商丘新闻网 ]

  坐落在永城市与夏邑交界处的太丘镇,是一个既古老又富有传奇故事的神圣地方。它的古老有司马迁的《史记》为证,它的神圣也有司马迁的特别关注为标记。在远古时代太丘的城南郊有一个既老又大的丘,在丘之上立有姜子牙提议周定王指令设置的王级神社“宋太丘社”,在这个神社里宋国的君王及群臣每年初春向天帝祈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子嗣盛出,秋末奉献牺牲以谢天帝、土地众神的恩赐。这里是当时君王、群臣及全民的信仰圣地。因为特大洪水的缘故,在公元336年“太丘”及其之上的“社”被洪荒之力带来的泥土覆没不见了,这个事实被人们描述为“逃跑”了,司马迁顺着人们的传说与记忆亲自走访了“太丘”原址,对这个“丘”及其上的“社”的神圣地位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与高度的定位,司马迁把“太丘社”定位在与国家社稷和象征王权的中华九鼎同等的最高地位,并把宋国的“太丘社亡”事件郑重的记载进了《史记》,受司马迁的影响,西汉王朝在“太丘”的头上又置敬丘候国,后又设置县级治所直至晋,前后数百年从帝王至百姓都对“亡”去的“宋太丘社”念念不忘、敬祀不止,这些应源于司马迁对“宋太丘社”的高度定位。

  一、《史记》是怎样记述“宋太丘社亡”事件的

  《史记·六国年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以下同)在公元前336年、周显王三十三年、秦惠文王二年、宋剔成君三十三年秦国名下记载:天子贺行钱,宋太丘社亡。这一年在东周的诸侯秦、魏、韩、赵、燕、楚、齐七国中秦国名下记载了三件事,一是周天子显王祝贺秦国的国君秦惠文王在上一年登上国君之位,二是秦国发行钱,三是宋国的太丘社亡去;《史记·封禅书第六》(中华书局 版)曰:“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入泗水彭城下。”这里是记述在秦国于公元前374年、秦献公在栎阳越位建立了西畤祀白帝之后一百二十年后秦把东周灭了,周的象征王权与国家社稷的九鼎入到秦地。还有一个说法是“宋太丘社亡”去了,鼎沉没在彭城附近的泗水下面了。《史记·封禅书》又曰:“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这是说九鼎遇见了圣明的帝王则兴盛显现,因为夏商有夏启、商汤,所以鼎就随着圣明的出现迁往夏商显示兴旺的景象,周德衰,所以宋太丘社亡去,九鼎也沉沦淹没,伏下身子也找不见了;《史记·孝武本纪》曰:“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入泗水彭城下。”《史记·孝武本纪》又借有司之口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入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二、《史记》是怎样定位宋太丘社的地位的

  《史记》五次记述“宋太丘社亡”事件,这在《史记》中极为罕见,作为一个诸侯国社的存亡被司马迁多次记述、唏嘘是有它的本质的因素所决定的,司马迁并不认为“宋太丘社”只是宋国的国社,而是一直代表着商、左右着周、昭示着秦的天命之社,首先司马迁在《六国年表》里记载“宋太丘社亡”,跨度记事二百多年的《六国年表》对社的存亡记载仅此一例,接着《封禅书》中两次把“宋太丘社”的存留与九鼎兴盛迁移、国家社稷归属紧密联系在一起述说。《史记·封禅书》中首先涉及“宋太丘社”的一句是直接说在秦在建立西畤越位祭祀白帝后120年灭周,周从殷商得来的九鼎入秦,还有一个说法是因“宋太丘社亡”的缘故鼎沉没在彭城附近的泗水下了。紧接着又说:鼎遇到圣明则兴盛显现,因为夏朝、商朝出现圣明鼎从禹迁到夏商,周德衰落,“宋太丘社亡”去,鼎被沉沦淹没伏下身子也看不见了。这里司马迁直接把国家社稷的归属、九鼎、“宋太丘社”三者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明确说九鼎的去向就是国家社稷的归属所终,而九鼎是否在有与“宋太丘社”存亡直接同步。司马迁这个观点在《史记》中是很明显的,应没有争议。《史记·孝武本纪》几乎复述了以上内容,只是第二段是借助有司之口说出的,今人考证《孝武本纪》是后人抄录《封禅书》补记的,所以对《史记·孝武本纪》的内容不再讨论。

  司马迁在以上的阐述中把“宋太丘社”的地位与象征王权、国家社稷的九鼎的迁移失落与周德衰秦灭周摆在了同等的地位,司马迁的这个观点是很明显的,但也像晁福林先生所言:“只是史实隐晦,难于索解而已。”认真探讨是能感悟到的。

  三、宋太丘社亡事件在国家社稷归属人事中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中三次涉及“宋太丘社”亡事件(如果计算<史记孝武本纪>是五次,因考证<孝武本纪>不是司马迁所著,系后人补著的,故不计算在内),一是《史记·六国年表》曰:“宋太丘社亡”,二是《史记·封禅书》曰:“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入泗水彭城下。”三是《史记·封禅书》中后篇又曰:“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在这三次记述中司马迁首先一改《六国年表》中大事件记载的原则,很决断的把本该记在齐国名下的“宋太丘社亡”事件明白的记在了秦(这时还是周的诸侯国)的名下,这个记载从根本原则上明显违反了司马迁的记事原则,这个记载方式《六国年表》中仅此一例。《六国年表》在记载战国时期发生的大事件时的原则是:事件发生地被魏、韩、燕、楚、赵、齐六国中哪个国所灭,这个事件就记载在那个国名下。“宋太丘社亡”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36年,这时宋国还存在,到公元前286年宋被齐所灭,齐是最后存在的六国之一,“宋太丘社亡”事件应毫无疑问的应记载在齐国名下,而该事件被司马迁一反常规的记载在秦国名下是司马迁故意所为,如果说司马迁在表明他的这个观点过程中,在述说三皇五帝的交接是向天报告、请示只是一厢情愿没有见到天皇上帝回复,殷、周、秦、汉的先祖是天神的后代的故事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证明只是传说或有编造嫌疑的话,那么“宋太丘社亡”事件记述原则的改变就是司马迁利用灾祸预警人事变动、国家社稷归属变动而举出的曾震惊全国、最具有事实的铁证据!因为“宋太丘社亡”时是宋国的国社,是君主通过社神、土地神向天帝、上帝述职和表达诉求的神圣场所。它的前身更是显赫,它曾经是殷商的国家大社,它曾在几百上千年的时间里代表整个大中国神社行使着天皇上帝下达权利,履行着土地神的义务,它曾经护佑着的殷商群族从弱小走向了尊为帝王之族的辉煌,虽然后来走下了帝王的位置,但“宋太丘社”的社神主却与天帝、上帝有着长期的所属关系,有顺畅的沟通渠道,“宋太丘社亡”在当时是整个中国的一件特大的灾祸事件,是令举国上下恐慌、迷茫无主的大事件。司马迁认为天皇上帝与人间的沟通场所亡去了、跑掉了,天皇上帝也就放弃了当时的人事,也就是不护佑、不保这届人事了,把这个灾祸记在秦国名下,就是明确说天不保秦了,所以秦灭是天注定的事,秦不长久是铁定要发生的。当然司马迁是把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应用事后诸葛的推理方法去彰显自己的观点,也是用事例的说教引导后人认可他的观点,为了宣扬这种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多个篇幅中使用了神话故事、传说、借他人之口等各种方法,可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余遗力的宣传着他的天、上帝意志决定人事、左右国家社稷归属的观点。不管怎么说,司马迁的天皇上帝左右人事、国家社稷归属的观点是明显的,也是他在《史记》中极力彰显的重要思想观点之一。

  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主张的天皇上帝在主政引导人间人事、左右国家社稷归属观点的建立与宣扬中,从三皇五帝的上位,到夏、商、周、秦、汉帝王的成功掌管天下社稷,从三皇五帝的禅让更换,到夏后、殷商、周、秦的失国新帝王的更旗易帜均自始至终贯穿了天皇上帝在以各种形式引导、主导、左右始终,司马迁在构建这个观点体系时结构严谨、体系完善,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天皇上帝”干政体系,司马迁在构筑这个体系时是严谨的态度对待整个构筑过程,没有瑕疵,没有短板与疏漏,是很难得的一个完美的体系,这个体系毫无疑问的是为曾经的帝王全部贴上了天子的标签,也为帝王坐实了血统身份,更重要的是为帝王统领百姓奠定了神圣信仰基础,也为历代长治久安做出了不可否认的间接贡献。至于在这个体系中列举的事件是否具有真实性或者他的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都无关紧要,我们需要证明的是它的观点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太丘是一个古老神圣的地方,在这里寄存了几千年来百姓的信仰,更是寄存了司马迁的思念之情,相信不远的将来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会给司马迁及两千多年以来所有关注过“宋太丘社”的善良的人们一个释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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