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在高质量发展与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更多资源投向人的全面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培育与扩大内需注入强劲动能。
今年以来，围绕如何精准、高效投资于人，多位专家学者从全生命周期系统布局、教育与技能重塑、精准聚焦重点群体、人物投资协同发力等维度，提出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路径主张。
蔡昉：全生命周期“投资于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蔡昉指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需要更紧密地结合，当前应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理由有四点：其一，在更高发展阶段，公共品对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作用更加凸显；其二，民生福祉在中国仍是短板和堵点；其三，投资于物出现回报下降趋势，而投资于人报酬递增；其四，经济增长制约因素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居民消费不足问题亟待破解。
基于全生命周期视角，蔡昉列举了四个重点投资领域。一是降低“三育”（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由政府承担主要支出责任。二是利用学龄人口梯次变动的窗口期“削峰填谷”，统筹不同阶段教育资源，实质性加大教育投入。三是以“一老一小”为重点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通过公共就业服务应对技能缺口。四是让老年人分享劳动生产率提升红利，确保养老保障可持续。
白重恩：投资于教育与技能重塑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白重恩指出，人工智能时代最容易被替代的是程序性、重复性技能。中国学生在常规解决问题能力上全球领先，但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排名靠后，亟须改革教育评价体系，从培养“解题能力”转向培养“提问题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
白重恩认为，未来就业的最大增长点可能在服务业，特别是医疗卫生领域。然而，当前我国本科教育中，医疗服务相关专业占比远低于其他国家，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明显错配。此外，他建议，财政资金应当“跟人走”，按人头、按年龄段分配教育经费，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郑永年：“投资于人”要投向真正需要的社会群体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投资于人”应锚定发展目标，找准短板。一方面，要加大对产业和工业领域人才的投入。我们不仅需要能够实现“从0到1”突破的技术科学家，同样需要工业人才。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的迅速赶超和当下未来产业的进步，很多都是靠能把“1”拉长的产业技术人才，这恰恰需要大量年轻人的参与。从产业创新延伸到区域经济发展，活力的源泉终究在人。城市发展不能单纯看向GDP，要看向人，更要看向年轻人，需从各方面加大对年轻人的投入。以学术科研界为例，一个国家的科研基金如果较多流向年轻人，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通常生机勃勃。虽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努力向年轻人倾斜，但相比流向有人才称号的基金体量，流向年轻人的还是比较少。另一方面，科研经费的分配也需优化布局。在关注对大企业投入的同时，更要重视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真实需求，让资源更加精准地流向发展最需要的地方。
李佐军：破解两类投资“各自为战”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佐军认为，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与人口结构变化现实，推动“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需聚焦三大关键点。
一是建立项目协同评估机制，在所有重大物质投资项目立项前，必须开展人力资本适配性评估，将人才培养方案纳入可行性研究报告，避免出现“设施建成闲置、人才供给不足”的双重浪费。
二是精准补齐城乡区域人力资本短板。当前乡村义务教育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比城镇低16.37个百分点，中西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东部低2年，这种失衡制约了基础设施效能发挥。可借鉴浙江“山海协作”工程经验，在推进民生设施建设的同时，定向培养本土化人才，实现设施落地与人才供给同步。
三是优化投资激励导向。地方政府绩效考核需提升人力资本相关指标权重，企业开展技能培训可享受税收抵免与财政补贴，通过政策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投入人力资本领域。参考新加坡“数字基建＋数字人才”超前协同模式，由政企共建基金，确保人才培养与设施需求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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