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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

奏响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壮美乐章

[ 时间:2020-03-25 18:18:40 | 来源:商丘市委网信办 ]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新任务,强调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新时代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繁荣、人们的文明素质和道德觉悟出现跃升的时代。在开展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商丘市结合本地历史文化传统优势、发掘并塑造丰富而鲜活的思想资源,打造了富有时代特色、享誉全国的“商丘好人”道德品牌,奏响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壮美乐章,树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地方品牌,大大助力了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伟大工程。

  一、“商丘好人”与“商丘人好”是体现社会主义道德的时代风尚

  道德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它受制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的想像、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受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形态决定,社会道德也就有了与之相一致的形态与内涵。我们建立和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与之相应,我们所要发展和建设的也是社会主义道德。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盛开。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人尽管对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认可和赞许,但却质疑人们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进步,因此就提出了思想道德出现“滑坡“和正在”爬坡“的说法。诚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因为过分追逐个人私利、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出现利欲熏心、道德冷漠的现象,也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只顾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的利益而出现践踏社会公德、背离社会主义道德的现象。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乃至于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尽管受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但也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内在规律性。一个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并不总是与经济发展亦步亦趋、首尾相接,它既不可能简单地线性地发展,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社会的整体状况和总体趋势而言,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始终是良性的、进步的、向上的。商丘既葆有中原地区浓厚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又格外重视本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建设,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方面大力气接续传统、发掘资源、培育优势,所结出的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硕果无疑就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典型代表和优秀示范。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商丘市委市政府狠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与落实,把价值观建设融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生产的具体实践中,从大处布局,从细处着眼,从实处着手,从小处着力,取得了思想道德建设的突出成果。通过思想引导、政策扶持、制度规范、礼仪培育、环境营造,“商丘好人“持续涌现,”商丘人好“蔚然成风。从”商丘好人“文化现象到”商丘人好“社会现象的跃升,恰恰符合了思想道德发展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体的演进机理,符合了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符合了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本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时代精神。因此,以”商丘好人”和“商丘人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典型,不仅生动地诠释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流,也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和繁荣。

  二、“道德商丘”现象的价值启示

  从“商丘好人”到“商丘人好”,看似是简单的词序变化,背后折射的却是道德认识论向道德本体论的转型,反映的是商丘的道德文明扎根并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变革历程。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深深植根于传统的道德文明在商丘这片热土上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俨然而成的“道德商丘”现象给我们带来了多方面的思考与启示。

  一是文明进步的伦理价值。衡量一个地区进步与发达与否的标志,是不仅要看这个地区物质文明发达的程度,更要看其精神文明发展的水平。人们的道德状况特别是道德觉悟的高低、道德践履能力的大小和道德习惯的持久与否又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尺。从一个人好到一群人好,从部分人好到大家都好,从一段时间好到一直都好,足以表明道德商丘不再是局部,而是发展为整体;不再是表象,而是深入到本质;不再是偶发行为,而成为社会风俗。这样一来,“道德商丘”就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伦理资源,产生了强大的伦理示范价值。

  二是道德建设的思想价值。道德不仅仅是行为,也是思想。从商丘道德建设的具体行动和实践中,应该看到其中所渗透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想魅力。不管是崇德向善的传统,还是激浊扬清的实践,背后都体现着商丘人重道德、守道德、发扬道德的实践自律性和思想自驱力。因此,从“商丘好人”到“商丘人好”,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道德商丘”所传承和发扬的中华民族重德向善的思想特质,看到的是道德建设背后的思想动向和思想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商丘”所体现的无疑正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想。

  三是人格培育的实践价值。中国传统社会曾大力倡导君子人格,并视之为人的道德发展的理想人格。然而,这种君子人格与小人品格相对,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传的家谱,”而且也只能止步于少量贤达文士。社会主义道德是人民的道德、大众的道德,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人格是要人人向往、人人养成的人格,没有尊卑高下之分,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在商丘道德建设实践中,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建设者,都是道德人格的守望者和施行者。因此,“道德商丘”彰显了社会主义公民人格培育的实践价值,为社会主义社会人格建设提供了范本。

  四是社会发展的时代价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定要向前发展的,也只能向前发展,这是由其社会本质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里程碑阶段,都会涌现反映社会发展内在规律和根本趋势的时代精神。商丘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反映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符合其内在本质要求的时代呼声,适应的是新时代思想道德进步的时代脉搏,因而也就彰显了时代特色,具有了鲜明的时代价值,值得发扬光大。

  三、大力推动社会主义道德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他强调:“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良好风尚的维护者。” 结合这一要求,商丘的道德建设乃至全国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应把握新机遇,创造新条件,积极推动社会主义道德的创新性发展。

  构筑覆盖面广、受益者众的道德共同体。道德既是一个人的事,又不仅限于是一个人的事。在社会的共同体当中,只有每个人都讲道德、守道德,做道德的模范践行者,才能防止道德撕裂,减少非道德阻力,培育积极、向上、进步的道德风尚,形成共建、共荣、共享的道德共同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领域,只有最大多数人乃至于每个人都被调动和发动起来,才能形成最强大的道德合力,也才能让每个人都最大程度地享受到道德福利,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其内在意义上也是道德共同体。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也就是把每一个公民都培养成社会主义道德的行者和守护者。这不仅需要道德榜样和道德示范的力量,也需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方面面形成合力,从而打造出风雨共担、责任同在、利益共享的社会主义道德共同体。

  发挥群众在精神文明创建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文明家园是大家共有的,精神文明创建也是大家共襄的事业。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创新的主体。“道德商丘”建设的经验表明,人民群众是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人翁,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也是最活跃的。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信赖人民群众,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掘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智慧魅力、思想伟力和实践动力。因此,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工程中,人民群众是最强大的施工者和创造者,是道德建设的形式和方法得以创新、道德建设的效果得以保障的终端守护神。

  在弘扬社会主义精神中创新道德建设的方式方法。思想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思想道德建设既不是散漫的、无目的的,也不是任意的、无方向的。尽管思想道德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但社会主义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旨趣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和根本原则保持一致,不能逾越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讲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讲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其中就充分体现着社会主义精神,体现着社会主义公民在思想道德中所要遵循的根本要求。从这样的要求出发,思想道德建设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思想道德培育的方法也可以丰富多彩。事实上,就像“道德商丘”的做法一样,只有最大程度地让人民群众起来监督和参与,思想道德建设的主体性才能被激发,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力量才能被调动,人民群众也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者和社会主义道德的伟大创造者。(项目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精神,项目号:18JDKDB013)

  作者简介:

  宇文利,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影响力人物标兵,北京市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授。学术兼职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保罗·弗勒雷”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俄罗斯国家教育大学学报国际编委,为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近年来先后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2项,出版专著、译著和主编著作20余部,在《求是》、《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70余篇,获得教育部第七届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大学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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