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成龙
在现当代文坛，沈从文与汪曾祺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还是文坛上屈指可数的璀璨双星，他们都留下经典篇章。汪曾祺以遇到沈从文这样的恩师为福祉，沈从文以有汪曾祺这样的高徒为骄傲。阅取汪曾祺一生的风雨历程，感知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厚爱与影响，除了在西南联大时的耳提面命因素外，最为特别的是沈从文所发出的四封信，对汪曾祺一生带来了巨大启迪，也改变了汪曾祺人生的命运。
第一封信是沈从文1941年2月3日写给施蛰存的，信中写到：“……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好的几个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而当时沈从文是西南联大的著名教授，施蛰存是我国最早的“新感觉派”的代表，著名的作家和大学教授。在当时那个年代，能得到沈从文这样高的推介评价，这对当年只有21岁的汪曾祺来说，一定添加了无比的自信心，其意义远超一切，对今后的工作事业影响也都是巨大的，以至多年后，汪曾祺对此都念念不忘，引以为豪。
第二封信是沈从文1946年写给汪曾祺的，当时的汪曾祺在上海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备受打击，一度情绪跌至谷底。沈从文知道后，就给他写信，把他批评一顿，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其中写到：“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汪曾祺1988年5月26日在沈先生病逝后，所写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一文中详细写了这一过程。这在汪曾祺的记忆里，是终身难忘的深刻教诲。汪曾祺也从此受到了警醒启发，振作了起来，走出了阴郁，一步步地走向了宽广的未来，以至在后来生活工作中所遭遇的各种坎坎坷坷，都保持“随遇而安”的心态应对，都坚守“笔不离手”。
第三封信是1947年2月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从文致函李霖灿、李晨岚等朋友，推介汪曾祺，说：“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他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做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有想法，我再写个信给济之先生。”当时李霖灿、李晨岚已是社会名流，供职于南京中央博物院。李济之是著名考古学家，时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馆长。凭借着沈从文的这封推介信，汪曾祺从上海来到北京，实现了人生事业的转折，这对汪曾祺一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第四封信是1961年1月22日病中的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写信给汪曾祺，其中写到：“……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又乐意终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颗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的一种正常态度，是扩大延续生命的一种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作，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终生的。”这对当时风雨飘摇中的汪曾祺是莫大的鞭策和鼓励，也是促进汪曾祺坚持写作的坚强动因。
这四封信，应是对汪曾祺一生影响最大、最深刻，从而改变了汪曾祺的一生，也培育出了一代大师汪曾祺。
沈从文1902年12月出生，1988年5月病逝，以《边城》《湘行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作品闻名于世。汪曾祺1920年3月出生，1997年5月病逝，所创作的《受戒》《大淖记事》《沙家浜》等作品至今经久不衰。汪曾祺1988年3月20日在所写的《自报家门》一文中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也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这应是汪先生对恩师的切身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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