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4.5万亿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消费“主引擎”提振发力，势能更劲。下半年，消费形势怎么看，如何进一步优化促消费政策，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近期，专家学者就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展开了深入探讨。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消费是“慢变量”，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稳定消费需遵循三个前提：一是稳定居民收入；二是稳定资产负债表，不仅要稳定增量，还要稳定存量；三是稳定预期，降低居民对未来收入及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感。因此，解决内需不足不能依靠单一政策或工具，而是要依靠可持续、组合式的政策。
刘元春认为，下半年政策部署应重点聚焦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持续加力扩围实施“以旧换新”政策。第二，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第三，着力破解服务消费供给瓶颈。服务消费具有“供给创造需求”的典型特征，应通过树立“投资于人”的理念，出台针对服务消费的扶持性政策，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其中，扶持性政策既可面向生产端，也可面向消费端。第四，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加力支持教育、医疗、技能培训、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领域项目建设，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必须与财政强度相匹配。
当前，服务消费成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专家认为，服务消费具有不同于商品消费的属性，发展服务消费有必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措施。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相较于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存在收入弹性更高、供需同步性、耗时性、高度依赖人口聚集等特点。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发展面临收入预期不稳、居民闲暇较少、流动人口城市化不足、供给不足等制约因素，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破解。
罗志恒建议，提振服务消费需要从需求端的收入保障和供给端的质量提升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通过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推动服务消费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需求端刺激消费的政策转向服务消费，推动“以旧换新”政策从商品逐步转向服务。下一步，刺激政策应侧重于收入弹性更高的服务消费，这些消费正是当前拖累整体消费的主要部分，消费券、消费补贴等鼓励消费的手段应注意向服务消费倾斜，以产生更大的政策效果。
二是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增加上缴财政国资，并专项用于提高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缩小其与城镇职工的差距，降低其预防性储蓄需求、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可加大国资上缴财政力度，专项补贴城乡居民养老金，提高社保体系均等化水平，降低居民尤其是未参与职工社保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需求，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三是在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基础上优化休息休假制度，适当增加公共假期，增加劳动者闲暇时间，在提振服务消费的同时，平滑服务消费需求释放的节奏。一方面，应进一步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促进现有周末和法定假期“应休尽休”，完善落实现有加班调休和带薪年假制度。另一方面，可考虑优化法定假期安排、适度增加法定假期。
四是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流动人口能够与家庭成员在工作地团聚，是提振服务消费的重要基础条件。应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入学问题，并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五是注重发挥公共投资的力量，补齐养老、旅游、文体等领域的服务消费供给短板、提升服务质量。这些服务领域供给存在公共性，社会力量难以独立承担供给任务，公共投资应发挥引领作用，配合、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这些服务供给领域。
六是放开文旅、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并强化监管，促进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优化市场准入门槛，激发市场活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提振消费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应从何处入手？重点在哪里？专家表示，提振消费的各项工作必须有所权衡，区分轻重缓急，要深入理解消费背后的驱动力量。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在第40期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上的发言中指出，实施扩大消费政策可以按照以下排序进行：一是逆周期政策。这是短期内提高居民收入和预期、扩大消费见效最明显的政策。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充分降低政策利率、扩大公共投资和出台消费补贴政策。
二是鼓励生育、都市圈建设和农民工安家的政策。这些政策改革有助于提高部分居民的消费倾向，宜在近期开展局部试点予以大力推进。
三是二次分配政策。包括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这是未来中长期提高消费倾向的关键依托，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推进。二次分配也包括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政策，这方面的改革需要择机推动。
四是完善面向居民的金融服务政策。包括支持消费信贷、加大股权分红和培育养老保险金融等。这些政策的作用是培育金融市场，依靠市场的力量提高居民收入和保障水平，减少居民的流动性约束，支持消费。
五是产业政策。政策重点是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这些政策有助于提高全社会收入增长，改善初次收入分配，支撑未来中长期的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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