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曙 贾惠宁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经济面临需求疲软、结构优化升级压力大等挑战。近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指出，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其中包括：提高财政赤字率，安排更大规模政府债券，大力优化支出结构，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
财政源于经济，又反作用于经济。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持续动力的重要引擎，是实现经济稳健发展的坚实支撑。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要驱动，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出口则是联通国际市场的重要纽带，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经济稳健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在上述三个领域协同发力。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激发内循环消费潜力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对于我国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度、增强经济内生发展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需把消费放在优先位置。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具有独特的市场优势。然而，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消费率和服务消费占比偏低，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要充分释放消费潜力，财政政策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意愿，进而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核心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由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推动这一群体收入的稳步增长是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活力的重点所在。政府可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税费减免与财政补贴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稳定居民收入来源。对普通民众而言，增强消费意愿的关键是降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社会保障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以及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同时完善教育、住房等领域的保障措施，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
与此同时，引导、创造并满足消费新需求也是提升消费水平的重要方面。在已有的“两新”政策框架下，政府可以进一步优化补贴政策，结合不同消费领域的特点动态调整补贴额度和条件，进一步促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此外，重点挖掘服务消费增长潜力，加大对文化、旅游、健康等新兴消费领域的支持力度，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支持改善旅游景区基础设施，支持建设高水平的康养设施，为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此外，财政政策要适配网络经济下新的消费模式，支持建设综合货运枢纽，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发挥财政政策引领作用，着力提升投资效益水平
投资历来是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投资是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动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硬件等资源供给亟待提升优化，以满足发展所需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效投资能够合理引导资源流向效率高、潜力大的领域，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而优化供给结构，形成供需的良性互动。同时，投资活动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循环和就业岗位的增加，进而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发挥有效投资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把握投资方向和提高投资效益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引领作用，着力提升投资效益水平。
第一，合理增加预算内投资规模，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领示范作用。一方面，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优先支持民生保障、生态环境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切实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另一方面，要围绕“十五五”重点项目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以高质量投资撬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升级，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竞争力。在当前常规财力有限的情形下，上述投资可能要依赖新增发债。当前，债券资金的使用应主要限于关键领域与项目。其中，超长期特别国债应主要用于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应主要用作项目资本金，所投资的项目应能产生长期稳定收益。要特别注意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第二，发挥财政杠杆效应，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投资活动。可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形成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
第三，完善投资项目的储备与管理体系，建立动态监测和评估机制，注重避免低效和重复建设投资，强化项目储备和动态监测机制，确保财政资金精准高效投放，最大限度释放投资的乘数效应与外溢效应。
强化政策协同联动，增强出口韧性与竞争力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大背景下，强调以内需为主导的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程度的降低，而是应当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以外促内”和“以内促外”的协同发力。
增强出口韧性与出口竞争力，实现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升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需要强化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同配合。
第一，要加大对全球经济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我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要积极推动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全面参与多双边财经议题讨论，推进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经济领域对话，积极签订各项融合发展的多双边经济合作协定；积极参与世行、亚行、国际农发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制定和治理改革，积极为我国的外资利用创造有利条件；支持中欧班列稳定运行，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加大与上述国家的商品、服务与投资合作。
第二，强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紧密配合，推动外贸结构优化升级。加大对我国重点扶持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推动生产要素向附加值更高的领域集中，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向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转变，提升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
第三，财政政策应与金融政策协同发力，解决外贸企业融资难题。针对中小外贸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难题，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应外贸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推进建立政府、金融机构与企业共担风险机制，降低外贸企业的融资成本。
第四，应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的政策优势，发挥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先行先试作用，积极探索并实施差异化的税收政策，以形成制度创新高地，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第五，完善政府采购产品标准与相关政策，确保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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