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昌 陈晓洁
当前一段时期，稳定消费、提振消费信心、拉动消费增长，正处于从短期政策刺激向长期机制建设转型的关键阶段。财税金融政策作为激发消费潜能的重要调控工具，既可为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提供财政扶持与资金保障，也可激励企业创新和优化供给，更能以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突破消费领域的瓶颈制约。未来，应继续强化财税金融政策协同，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执行力，促进消费持续稳定增长与健康发展。
提振消费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头戏，是改善民生福祉、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不过，当前我国消费增长仍面临多重制约：一是居民收入预期偏弱，支出意愿不足。受宏观经济环境、结构性就业压力等因素影响，居民收入预期较弱，叠加住房、教育、养老等支出负担，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空间有限；部分居民倾向于“预防性储蓄”，而非扩大支出。
二是供给体系与消费需求存在结构错配。公共服务、养老、托育、文化等领域供给质量参差；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新兴消费领域供给不足；部分行业创新能力弱、品牌影响力有限。
三是政策传导存在堵点。部分地区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碎片化、短期化、同质化问题。例如，消费券发放区域不均、门槛偏高、使用范围受限；县域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服务消费不足等。
四是金融产品与服务难以精准适配。可供消费的金融产品结构单一、获取门槛高；中低收入群体金融可得性不足；服务类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服务供给质量。
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市场空间非常广阔，但要真正激发其潜能，还需构建系统集成、链条贯通的财税金融支持体系。
聚焦重点领域 引导消费能力提升
财政政策应发挥稳定器和引导器作用，围绕关键领域、重点群体和薄弱环节，多点发力、系统托底，形成政策合力效应。
一是聚焦特殊社会群体，设立“消费发展引导资金”。建议聚焦公共服务领域短板、重点群体消费激励、场景培育创新三大方向，设立“消费发展引导资金”。对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绿色出行等高频、刚需消费领域，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高、社会回报率大”的原则，提供基础运营补贴；针对青年群体、低收入家庭、银发人群，运用消费券、托育补贴、购车补贴等方式，增强其支付能力和消费意愿；配套财政贴息政策，带动商业平台、企业共同让利，打造高性价比消费窗口期，释放居民边际消费潜力和激发市场活力。
二是拓展财政事权范围，设立促进消费专项转移支付。将消费相关支出事项纳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合理界定支出责任分担比例；对涉及民生与普惠性消费基础设施的支出事项，如运营补助、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等，按“五五”或“六四”比例共担，并适当提高中央财政在欠发达地区的责权比重；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中，设立“促进消费专项转移支付”，支持地方开展消费券投放、以旧换新补贴、服务购买等具体项目；探索财政奖补与绩效考核联动机制，对促消费成效突出的地区给予重点激励。
三是鼓励推动新型消费，发挥政府采购示范效应。鼓励政府率先采购新能源汽车、培训服务、数字设备等产品，通过“先行消费”提振行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支持在文旅康养、智慧养老、绿色节能、教育培训等领域探索构建“预采购+后补贴”机制，推动创新型消费项目快速落地；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体系，强化绩效评估与透明监督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政府项目；依托社区服务地图和智慧便民平台，由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平台开展联合促销、居民积极参与消费，提升基层服务消费活跃度。
优化税收政策 激发消费潜能
税收政策应发挥国民经济调节作用，在促消费中鼓励社会民众释放消费潜能，突出社会消费行为的结构性、差异化与适配性特征，既要增强居民购买力，又要激励企业供给侧提质增效。
一是优化税收政策激励消费。服务类中小微企业普遍采用简易计税方式，但是简易计税方式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税负波动大、合规成本高、进项抵扣受限等问题。可推动企业由“按项目简易计税”向“按企业整体简易计税”转变，以降低合规成本与税负波动；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文旅、托育、家政等民生领域的增值税优惠范围，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与可预期性；对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数字文化等新兴消费业态，建立“试点先行、分类施策”的税收优惠通道，探寻适应其业务特征与成本结构的税收处理方式。
二是完善个人所得税扣除政策。建议在现有“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基础上，将商业养老护理支出等新型消费负担纳入个税扣除范围；鼓励将住房改善支出、重大医疗支出等家庭负担性支出纳入税前扣除范围，激发潜在消费需求；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居民支出结构，适度上调重点城市群和人口密集区的专项附加扣除限额，更好支持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消费；优化个税平台便民功能，推进“一键填报、自动抵扣”服务，提升政策触达率与落地效果。
三是评估消费税收效应，扶持民生供给类企业发展。建议有关部门建立消费税收效应评估体系，强化“以就业拉动、以消费驱动、以创新赋能”的支持导向。
畅通消费信贷链条 增强居民与企业两端活力
金融政策应从信贷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机制双端发力，构建“全人群、全场景、全周期”消费金融支持体系。
一是丰富居民端信贷供给，健全消费信贷管理机制。围绕教育培训、医疗康养、住房改善等高频消费场景，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专属信贷产品，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与支付能力；针对低收入群体、新市民等重点群体，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结合地方实际试点推出普惠型分期类贷款产品，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可及性和支持力度；地方政府可设立专项贴息资金或担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居民贷款给予阶段性贴息，降低重点人群贷款成本；健全消费信贷风险评估与负债管控机制，防范过度授信和债务风险。
二是拓展服务类企业融资渠道，推进新型融资工具应用。服务类企业多为中小微主体，轻资产、弱担保、现金流不稳定等融资难题突出。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用类贷款产品供给，积极运用交易流水、订单履约、纳税记录等数据开展信用评估，提升融资适配性和可得性；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质押、未来收益权等新型融资工具应用，缓解文旅、教育、健康服务等领域企业融资担保不足压力；支持地方建立“服务业融资直通车”机制，完善银政企信息对接平台建设，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融资撮合精准度。
三是强化平台监管，加强风险与信用治理。消费金融平台在促进居民消费、提升金融可及性方面作用日益重要，但存在利率不透明、过度授信、数据滥用等问题，需加快监管机制与信用体系建设。可进一步完善消费金融机构监管标准，推动利率合理化、产品规范化；支持地方政府与监管部门共建“场景化信用档案”，探索建立多元化信用评分模型，提升金融机构风险识别与信贷分层能力；试点平台、金融与监管的信用治理机制，推动平台用户数据依法接入征信系统，增强风险预警与贷后管理能力；完善信息纠错与异议处理机制，保护消费者数据权益，防范潜在金融风险。
从三方面入手推动财税金融协同发力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加强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与消费政策协同，促进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构建更加有利于促消费的政策体系”。如果各类政策相互割裂、取向不一致，政策效能则将大打折扣。为此，我国现阶段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推动财税金融政策协同发力。
一是以消费为导向，构建财政贴息与信贷联动机制。对数字文旅、康养服务、在线教育等新兴消费领域，建议由中央与地方财政部门设立“消费发展专项贴息资金”，聚焦小微企业、初创平台和重点项目，明确贴息标准、使用范围和评估周期；在贴息支持基础上，鼓励商业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发与消费行为高度契合的信贷产品，突出还款灵活、风险可控、适配性强等特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可采用“贴息+担保+保险”组合支持模式，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增强其供给弹性与价格竞争力，进一步激发居民的消费意愿。
二是在数字服务、科技服务领域，将授信标准与税收优惠挂钩。针对文化创意、远程医疗、托育服务等高成长型行业，应进一步落实完善增值税减免、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结构性减负政策；加快“税银互动”机制深化应用，将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近三年减税效应、研发投入占比、经营稳定性等指标纳入银行授信评价体系，作为风险定价与授信额度的重要依据；鼓励金融机构基于税收大数据，为诚信纳税、合规经营、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开设绿色融资通道，优先支持信用贷款、订单融资等创新产品；对个体工商户、创业青年等“消费供给微单元”，建立“税收数据+信用画像”评估机制，精准推动普惠金融覆盖。
三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财税、金融数据打通。建议统筹建设全国统一的消费企业信用平台，实现财政补贴项目执行情况、企业纳税信用记录、贷款偿付情况等核心数据的互联互通与实时共享；依托平台建立金融机构服务企业“白名单”制度，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动金融资源更快流向诚信经营、成长性优良的消费服务企业；鼓励地方结合区域实际，探索“财税金融一体化扶持机制”试点，打通企业识别、政策推送、资金拨付与绩效评估全链条，提升政策集成创新效能。
（作者蔡昌系中央财经大学税收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陈晓洁系中央财经大学税收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