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六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列为未来五年改革的主攻方向。这一系列战略安排共同指明了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方向：从传统的商品与要素开放升级为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从被动适应外部环境走向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规则重塑。
在国家推进高水平开放的新背景下，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战略部署应运而生。封关是海南自贸港制度设计的核心，意味着岛内作为海关监管特殊区域，为我国探索与国际高标准自由港接轨提供前所未有的制度空间。从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创新实践中，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新时代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底层逻辑。
以开放放大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链优势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我国高水平开放的关键在于通过进一步深化制度型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体系”的叠加优势，把国内大循环的潜力更好转化为双循环的战略动能。我国拥有14亿人口、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服务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以及数字消费快速扩大，为世界资本、技术和创新主体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巨大市场。这一市场规模不仅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的重要基础，更构成我国在国际经贸谈判与规则制定中的重要支撑，有助于推动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已形成结构完整、韧性强、体系化程度高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光伏、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信息通信、数字经济等领域，我国不仅成为全球生产中心，更在技术创新、产业规模与应用生态上占据优势地位。依托全产业链体系，我国高水平开放不再是单纯承接产业转移，而是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打造关键节点、创新平台和标准体系，推动我国由价值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在此基础上，我国开放重点从扩大加工贸易转向吸引全球创新资源、服务全球终端消费，通过高标准制度型开放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和需求链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制度型开放构成新阶段我国开放格局的核心逻辑
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转型是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靠劳动力、土地、政策优惠等要素优势吸引外资，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但随着我国迈入中高收入阶段，传统的人口红利趋于消退，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国际竞争重心由成本、规模转向制度质量、治理能力与创新能力，传统要素开放模式难以支撑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
新发展阶段，我国开放方式转向以制度为核心的开放。《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明确从流量型开放转向质量型开放，从货物贸易迈向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强调构建透明、稳定、可预期且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制度体系，包括投资准入制度、数字贸易规则、数据跨境流动制度、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其本质是以制度优势构建新的国际竞争力。
海南自贸港成为国家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制度创新源。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创新具有引领性、系统性和可推广性，是我国进行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典型代表。一是以制度创新替代传统政策优惠。海南推行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制度体系，突破以往财政补贴与政策优惠的路径依赖，用规则重构的方式降低制度性成本，从根本上提升制度竞争力，体现出自由港制度的本质特征。二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数据治理、环境保护等领域，海南探索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规则标准对标，形成我国参与未来全球规则制定的制度储备。三是制度外溢效应显著。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一批制度创新，如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简化贸易监管模式、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不少已在全国推广，成为国家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制度供给中心。
统筹安全与开放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基本原则
国家安全是高水平开放的前提性约束。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始终坚守安全底线。供应链安全、金融安全、数据安全、粮食与能源安全等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把“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列为主要目标之一。这意味着既要扩大开放，又要增强风险防控能力。
海南自贸港创新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货物进出口管理新体制，正是落实这一原则的典型实践——既实现自由港与境外之间的高度开放，又保障其与内地市场之间的风险隔离，实现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海南自贸港探索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开放安全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以制度创新实现开放和安全双轮驱动。一是空间分线治理确保风险可控。“一线”最大限度释放开放效应，“二线”实施严格监管，形成“开放、隔离、安全”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二是现代化监管体系护航自由港运作。海南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信用体系等手段构建精准监管模式，实现高效监管与高效开放并行。三是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南自贸港建设重点是推进“五个自由便利”和“一个安全有序”，即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以开放促改革创新，自贸港成为国家制度供给的重要试验平台
开放倒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创新实践表明，高水平开放具有明显的改革倒逼效应。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显著。海南推行极简审批，极大压缩审批时间与流程，降低制度性成本，推动政府治理从审批准入向服务监管转型。二是贸易监管方式创新。海南自贸港从传统逐票监管转向以风险管理和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模式，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精准监管与便利通关的双重目标。三是投资准入实现制度性提升。更高水平的负面清单制度和法治化营商环境极大增强我国市场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
开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链重塑。海南发展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离岸金融、离岸教育等对制度环境高度敏感的产业，依托自由港制度汇聚全球高端资源要素，推动形成“开放—创新—升级”的正向循环。开放带来创新要素集聚作用，使海南成为新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试验区，有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价值链提升。
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供给将进一步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海南制度创新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制度改革的重要源头。如：FT账户体系为我国资本项目可控开放提供实践路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创新为全国数字经济治理提供样本；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税收制度创新为未来我国的开放模式转型提供参照……海南正在成为国家制度供给的重要平台。
以自贸区、自贸港为枢纽与战略支点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海南自贸港以其独特区位和制度优势，成为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重要节点，是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互动的重要战略支点。
自贸港成为推动国内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海南自贸港建设促进服务消费升级，带动旅游、文化、医疗、教育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同时通过发展离岸贸易、数字贸易、离岸金融等新业态，推动我国从货物贸易大国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的贸易强国转型。从更深层次看，海南推动了全国创新资源与产业体系的重新配置，加速我国经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自贸港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通过高标准制度创新，海南形成的数字贸易规则、竞争中立制度、绿色发展制度等，将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规则制定提供实践基础与制度储备。我国正在由过去被动适应国际规则，转向主动参与制定规则、共同塑造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总体来看，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既是我国新阶段对外开放战略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制度型国力的重要起点。随着自贸港封关运作和制度体系进一步成熟，我国将在更高起点上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系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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