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贞发
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是否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表明，经济运行存在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寄希望于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来实现新平衡，要么无法实现，要么耗时长且代价大。因此，需要政府从供需两侧进行适当调节。这是“有为政府”作用于宏观经济的重要表现，也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
“十四五”时期，积极财政政策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顶住风险挑战，拓展发展空间，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财政领域的生动实践，深化了积极财政政策注重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相辅相成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十四五”时期的实践经验，将为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财政面临的形势任务，更加有力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奠定基础。
加强供需协同管理已成为必然要求
一国的经济循环包括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主要受到全球供需关系等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脱钩断链现象频现，深刻影响国际大循环的畅通。这就进一步凸显了国内大循环对一国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性。
从国内大循环来看，一国的经济体主要由家庭、企业和政府组成。它们同时是供给方和需求方，其中，家庭是产品市场的主要需求方，也是要素市场（如劳动力、资本、数据等）的主要供给方；企业是产品市场的主要供给方，也是要素市场的主要需求方；政府既是公共产品和公共要素的主要供给者，同时也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需求者之一，政府还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主要调控者。一方面，政府消费、投资和转移支付行为直接影响整体经济的供需平衡；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作用于价格机制、利率机制和汇率机制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并最终影响市场供需的总量和结构关系。因此，政府从供需两侧协同管理，已是维持一个经济体健康稳定循环的必然要求。
当前供需不平衡既有短期特征更有长期性特征
一般认为，供需不平衡问题和经济波动主要是短期经济现象，因此只需要政府在短期内加大某一方向或供需两侧的调控力度，即可平滑短期经济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从当前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因素来看，它们既是短期供需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影响因素。
其一，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直接影响产品市场供给和要素市场需求变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迭代提高了产品供给效率和汰换率，同时还直接影响就业市场的结构性供需关系及要素报酬，进而影响家庭收入和需求能力，在短期内加剧供需总量及结构矛盾。另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因而，它对未来产业结构和要素需求自然会产生系统性深远改变，从而对供需产生长期性影响。
其二，老龄化和少子化人口结构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时期，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不同年龄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偏好存在差异。人均寿命延长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直接影响与人口结构相关的产品市场。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和消费变化，从而对未来经济循环产生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长期影响。
其三，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对经济循环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这直接影响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悲观预期。短期，对企业和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决策带来冲击；长期，必然会阻碍经济增长。
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关键且必要
经济循环是市场经济供需互动的运转过程，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前提条件，也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宏微观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都表明，经济循环是一个复杂过程，无法通过计划和控制来实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涨落比较及时、准确、灵敏地反映供求关系变化，传递供求信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面对市场竞争，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在利益杠杆的作用下，积极调整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推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进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当然，正如现实所呈现的，市场存在着“失灵”现象。基于此，政府发挥“有为”作用便显得尤为关键且必要。一方面，直接发挥政府作为市场供需主体之一的作用，可以直接影响整个经济体的供需关系；另一方面，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调控体系包括税收政策、政府债券、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基本范畴。通过上述方式可以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引导作用等，进而调节市场供需，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因而，有效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必然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以“有效市场”为基础，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供需协同管理的重心在于协调投资—消费关系
当前，多因素叠加下供需矛盾的核心表现为总体消费不足和结构性供给差异的矛盾关系。一是全球经济疲软和不确定因素增多影响经济增长预期，抑制消费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短期需求收缩和消费总量增长乏力。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产生结构性的供需差异。新技术既提升原有产品生产能力，又催生新产品供给，这使得现实中并存两种反差明显的现象：部分产品供给过剩而需求减少导致供需矛盾，同时部分新技术产品通过创造新需求出现供需两旺。新技术引起的产业变革和就业市场变化，也对家庭收入和消费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人口结构变化和新技术革命引起消费模式改变，带来新的投资—消费关系问题，如老龄化对应的银发经济的投资—消费关系变化等。
这些新的变化和趋势都表明，当前，供需协同管理的财政政策的重心在于协调好投资—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要健全预算制度，强化对财政政策的宏观指导，加强财政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其一，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来缓解部分商品的供需矛盾，同时继续鼓励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提升全社会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消费水平。其二，优化提升服务消费的财税支持政策。服务消费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需求增长方向，通过积极的财税支持政策，加快培育服务消费和贸易新增长点，推动服务投资—消费的高质量内外循环。其三，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导向，通过惠民生促消费等政策体系，注重“投资于人”的积极财税政策效应。
供需协同管理的长期性要求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经济循环视角下，当前供需矛盾的长期性特征意味着不仅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短期性经济波动，更要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应对长期性供需问题。
一是积极探索适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财税制度。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长期性冲击，要以系统性思维推动财税体制与数字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深度适配，在激发新业态活力与实现财税贡献可持续增长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二是持续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经济循环的制度性梗阻。在巩固已有改革成果基础上，继续破除与新经济增长模式和新业态发展特征不相适应的财税制度障碍，通过持续深化财税体制保障经济长期良性循环。
三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紧紧围绕保持和增强中央调控能力，围绕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围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考虑多方面因素，加快推动建立适应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一方面，遵循受益范围、信息对称和激励相容原则，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结合税制改革稳步推进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让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不仅与供给侧和投资密切关联，更要让其与需求侧和消费相关联，形成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积极促进供需协同和经济循环的良好财政激励机制。此外，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研究完善差异化财税支持政策，加强对履行特定功能地区的财政支持，增强其财政保障能力。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财政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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