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声 叶家毓
12月27—28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了“十五五”开局之年的财政金融工作基调。会议将“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放大政策效能”列为五大核心目标之一。这标志着政策逻辑的深刻变革——从过往较多依赖财政投入的“规模托底”，转向更多利用协同机制的“效能倍增”，从而精准契合“坚持内需主导、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推动定位升级：财政金融协同“效能优先”新范式
2026年财政金融工作的定位已从前些年的“规模配合与工具试点”进一步转向“放大效能”，其核心逻辑在于利用财政资金撬动更高的杠杆倍数与更精准的资金流向。这一转型的基础，源于前期政策实践所验证的高杠杆与低成本双重优势：从杠杆效应看，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通过支持8400个设备更新项目，成功带动投资超1万亿元，彰显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能力；从精准降本看，2025年普惠小微贷款在余额同比增长12.2%的同时，加权平均利率降至3.48%的历史低位。基于这两组数据构成的实践基础，应聚焦“财政贴息引路、金融资金跟进”这种高效协同模式的复制推广路径。
具体来看，结合会议部署，2026年应延续并深化前期政策思路，同时针对开局发展要求作出精准升级。
在供给端，落实“效能”优先的核心是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同于以往的广义投入，2026年的协同路径预计将严格遵循会议关于“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的要求。一方面，通过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承接并放大制造业投资动能；另一方面，利用“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等抓手，引导财政与金融资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领域倾斜。这种协同并非简单的资金堆叠，而是旨在落实“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部署，将宝贵的资源集中配置在产出效率最高的先进制造环节，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
在需求端，协同发力预计锁定“投资与消费”双轮驱动，服务于“坚持内需主导”的战略目标。一方面，财政金融或将合力挖掘“两新”政策潜力：在投资侧，加大对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的投入，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在消费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形成“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在“保基本、兜底线”领域，协同机制将更加注重精准性，特别是在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就业等关键环节，通过财政资金的有效引导，确保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实现从“保数量”向“提质量”的进阶。
升级风控体系：筑牢“底线思维”与“纪律防线”
在聚焦效能升级的同时，2026年财政工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防控重心聚焦于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变革与基层运行的安全防线。依据会议部署，2026年的风险防控，要通过落实“分类推动融资平台有序出清并实质转型”与“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这两大核心抓手，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一是聚焦“实质转型”，推动融资平台改革攻坚。会议明确提出“分类推动融资平台有序出清并实质转型”，这一表述指明了2026年相关工作的核心逻辑是“改革”而非单纯的“救助”。这意味着，财政金融协同的重点将放在推动平台公司的市场化重组上：对于缺乏造血能力的“空壳”平台，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推动其有序出清；对于具备运营基础的平台，则通过注入优质资产、理顺政企关系，推动其实现向真正市场化主体的实质转型。
二是紧盯“三保”底线，筑牢基层安全防线。会议将“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作为风险防控的重要一环，并强调要“坚持压实责任与健全机制相结合”。这表明，2026年财政工作的安全底线更加清晰——即确保基层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不出任何风险。这不仅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政治任务，也是财政金融政策能够“腾出手”来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
总体来看，2026年风险防控的系统框架呈现出鲜明的“向内发力”特征。这一部署不再局限于对个别风险点的点状应对，也不再过度依赖外部救助工具，而是将财政金融安全视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深度嵌入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进程中。通过扎紧财经纪律的“铁篱笆”、夯实基层“三保”的“压舱石”，政策旨在构建一套具备自我免疫、自我净化能力的治理闭环体系。这种“化解存量、严控增量、健全机制”的长效防线，将为“十五五”开局切实营造一个更为安全、稳健、可预期的财政金融环境。
筑牢效能支柱：完善机制、激励主体与跨周期管理
“放大政策效能”目标的实现，高度依赖于三大关键支柱的稳固构建：精细化的协同机制、被有效激励的执行主体，以及超越年度预算的跨周期管理框架。
首先，保障协同精准落地的核心，在于构建权责清晰、激励相容的运行机制。会议强调的“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与“坚持压实责任与健全机制相结合”，在协同层面首先指向制度化、透明化的项目筛选与资金匹配机制。这意味着，未来由财政贴息、担保或直接投资引导的金融项目，其评估标准、决策流程和信息披露将更为规范，以确保资源真正流向会议所确定的“两重”“两新”领域。同时，针对金融机构的差异化考核与风险分担机制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如通过设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优化监管指标等方式给予金融机构实质性支持，将宏观导向转化为微观激励，有效破解“不敢贷、不愿贷”难题。
其次，效能释放的活力之源，在于有效调动并赋能政策传导的关键主体。除了作为资金供给方的金融机构，两类主体在2026年的作用尤为突出。一是科技创新主体，尤其是处于重点产业链上的“专精特新”企业。财政金融政策需进一步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扩张的全链条融资堵点，如探索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评估与增信体系，让财政资金的“早期投资”与金融资本的“成长期投资”实现无缝接力。二是地方发展主体。在“增强地方自主可用财力”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如何用好新增债券资源至关重要。协同机制将指导地方“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在严控债务风险的前提下，将债券资金精准配置到投资回报清晰、经济带动作用强的项目上，提升地方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最后，效能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建立“长效机制”与“跨周期”视野。会议部署体现了鲜明的长期主义思维，这要求财政金融协同必须具备跨周期视野。一方面，在工具运用上，落实“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这一部署，注重资金供给与项目周期的匹配，避免因期限错配导致项目烂尾或资金闲置。另一方面，在监督机制上，必须建立严格的闭环。会议强调的“坚持精准发现问题与有效解决问题相结合，不断加强财会监督工作”，要求协同政策的评估标准从单纯的评价“花钱进度”转向“资金绩效”与“合规安全”。“管好资产与用好资产相结合”的机制，将确保财政金融协同在发展中化解风险，在支持中培育动能，实现长期动态平衡。
展望2026年，财政金融协同的重心将聚焦于精准支持内需扩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同时严格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建立长效机制上持续发力。下一步，关键在于将“放大效能”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具体的实物工作量，以高效的财金协同护航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为现代化建设开好局。
（作者分别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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