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彦锋
“十四五”时期，全国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将达到106万亿元和136万亿元左右，比上一个五年增长19%和24%，为我国“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保障。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不断优化支出结构的过程中提高政策效能，让财政资金发挥出更大效益。这既是当前财政收支紧平衡背景下的现实需要，也顺应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财政管理科学化、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然选择。
第一，在财政支出类别上，党政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持续压缩一般行政性支出，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并聚焦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可控的关键环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二，在时间维度上，把握好财政支出的“时效度”。考虑到2025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5.4%，基数较高，2026年的财政支出不能按部就班，要更多靠前发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更好地稳定和引导社会预期。
第三，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上，要压减共同财政事权等专项转移支付、增加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强地方自主可控财力。特别是要支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钱随人走”可携带。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统筹好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的比例系数，既要保证流入地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也要避免因人口流动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布局。在此基础上，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为居民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借助居民“用脚投票”的自主选择，推动各地形成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良性竞争机制，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次，要消除公安、教育、社保等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鸿沟”，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所依托的人口数据更加科学、准确。最后，要稳步推动城市更新。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健全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这期间，要统筹用好债券资金，更多撬动民间资金，推动建立可持续的地方财政投融资模式，将提升城市韧性与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更好协同起来。
第四，从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效能角度来看，要规范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对内治理“内卷”等恶性竞争，不断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外减少贸易摩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税制建设方面，应该坚持“宽税基、低税率、少优惠、严征管”。只有将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例外”而非“普遍”，才能真正使财政资金更好发挥政策效能。税收优惠过多过滥，不仅增加财政政策成本，还可能扭曲微观经济主体的资源配置效果。需要注意的是，税收优惠政策具有“易生难退”的特点，且我国不少税收优惠政策存续时间较长。为此，在税收优惠政策出台过程中，要在严格审批的前提下形成总量限制、择优支持的竞争机制，并设计好“日落条款”退坡和退出机制；还需要对存量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全景扫描”，开展清理规范，从而将稳定宏观税负、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和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财税政策体系建设有机统筹起来。
第五，财政支出要更多向欠发达地区和中低收入的困难群体倾斜。一是继续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同时对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通过收支联动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增加居民收入。此外，还要继续推进免费学前教育，进一步扩大惠及群体覆盖面。二是推行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减轻居民养老负担。三是推动更多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健全社保基金的长效筹集、统筹调剂机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推动社会保险特别是个人补充养老保险封闭运作，发挥其作为“耐心资本”的优势，通过资本市场等多个渠道增加投资收益。此举有助于构建“投资—经济增长—投资回报”的中长期良性循环，增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能，最终使参保人切实享受到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制度红利。四是适应我国学龄人口结构性变化趋势，科学优化财政性教育经费配置。近年来，学前教育适龄人口规模有所下降，这一变化正随学生年龄推移逐步向义务教育、高等教育阶段传导；同时，学龄人口持续由农村向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聚集。为此，应科学调整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结构，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支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总体而言，既要依据学龄人口和区域的变动趋势科学配置财政资源，也要利用财政资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五是继续完善个人消费贷款和经营主体贷款的“双贴息”政策，通过供需两端发力、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不断释放内需潜力。
第六，要全面运用零基预算等管理手段，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防止财政支出固化为部门和地方的既得利益，持续提高财政支出效能。同时，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对政府债务资金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有效防范资产闲置和流失，构建从资金拨付、资产形成到资金盘活回收的闭环管理体系。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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