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志新 张博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健全预期管理机制”。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过将预期管理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实践，能够有效打破传统政策传导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约束，构建“政府—市场”的认知共同体，推动经济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的范式升级，为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预期管理机制的理论内涵
政策效果实质上是一种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认知契约，其实现情况取决于市场主体行为动机契合政府政策设计目标的程度，而契合度能达到多少则取决于市场主体如何认识政府释放的外部信号。预期管理机制植根于行为经济学与财政学的深度交叉，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干预市场主体认知框架与政策环境间的动态交互，化解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预期偏差。
首先，行为经济学中的“损失厌恶”理论表明，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远高于对收益的满足感，因此负面预期往往会对市场行为造成更大的冲击，而积极政策如果无法及时扭转预期，其效果也会受到限制。因此，在预期管理机制中，应强化通过通胀目标制或长期增长承诺建立可信的预期参照系，尤其需强化对负面预期冲击的预防机制，以缓解负面预期的冲击。
其次，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市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深受信息不对称与有限理性的双重制约，这种结构性困境催生了市场主体独特的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的认知逻辑。基于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理论，政策制定者与市场主体间的信息鸿沟导致市场主体不得不依赖政策外部信号形成认知。西蒙开创的“有限理性”理论进一步揭示了决策简化机制。例如，中小企业在申请税收优惠政策时，通常将申领流程便捷度而非乘数效应作为核心考量。再加上，现阶段社交媒体快速发展，部分财经自媒体博主对政策的误读可能会进一步放大市场恐慌，影响市场预期。
最后，信息交互机制也是预期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双向信息传导通路，破解传统政策传导中的“黑箱效应”。这一机制旨在打破以往政策传导中信息不透明、单向流动的局面，使政府能够及时、准确地向市场传递政策意图与相关信息，同时市场主体的反馈也能顺畅传达给政府，帮助政府了解政策实施效果与市场预期变化，进而调整完善政策。因此，预期管理机制不仅要使市场主体更准确地把握政府政策信号，也要帮助政府真实了解市场主体行为动机与关键决策参数。
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的重要意义
预期管理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干预市场主体的认知框架与行为逻辑，实现经济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
首先，预期管理机制是推动宏观治理政策扎实落地的关键“催化剂”。在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于工具设计的精准性，更依赖于市场主体的理解与响应。一般而言，政策出台后将在市场中层层传导，最终影响市场主体行为。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政策往往像一个神秘的“黑箱”，市场主体难以清晰知晓政策意图以及政策将如何影响自身利益，这就导致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或阻滞。而预期管理机制通过释放信号、双方信息交互和跨期承诺机制，确保政策意图与市场行为形成共振效应，从而穿透层层传导壁垒，实现政策效力的精准释放。
其次，预期管理机制在维护市场主体信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损失厌恶”原理，市场对负面预期的敏感度远高于正面信号，这种非对称心理权重容易引发非理性投资以及消费收缩行为。而预期管理机制可作为市场的稳定器，通过精心构建“心理防护机制”和“预期缓冲机制”，有效抑制恐慌情绪在市场中的自我强化循环。其中，“心理防护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一种心理上的保障，使其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能够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安心与依托。而“预期缓冲机制”则起到缓冲负面预期冲击的作用，减缓市场主体因负面信息而产生的过激反应。此外，预期管理机制借助一系列具体且有效的手段，如可信承诺机制、透明化政策路径以及前瞻指引工具等，实现将政策信用转化为市场信心资产的关键目标。可信承诺机制要求政府或相关机构对政策目标和行动作出坚定且可信赖的承诺，让市场主体相信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从而增强对市场前景的信心。透明化政策路径则确保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公开透明，使市场主体能够清晰了解政策意图、方向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市场猜测与恐慌。前瞻指引工具则通过提前向市场释放有关未来政策走向和经济形势的信息，引导市场主体形成合理预期，稳定微观主体的风险偏好与决策框架。
最后，预期管理机制是构建全面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支柱。预期管理机制通过将市场主体预期纳入政策评估框架，使预期管理实现从单向政策灌输到双向认知协同的范式转变。在传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往往单方面地将政策推向市场，较少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预期和反应。这种单向的政策灌输，容易导致政策与市场实际需求脱节，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而预期管理机制强调政策制定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双向沟通与协同。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前，应充分调研市场主体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对政策的期望等。此外，预期管理机制可借助先进信息技术，对海量经济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分析，使治理体系具备实时识别、动态调节和前瞻预判的能力，不仅可以提升政策应对复杂经济波动的韧性，还可以使宏观经济治理实现从“相机抉择”到“系统治理”的变化。
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的实现路径
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的实现路径可从政策设计、信任构建和技术赋能三个维度系统展开，形成“制度架构—互动信任—数字基建”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
首先，在政策设计层面，政府需要构建“双锚定”政策框架。所谓 “双锚定”政策框架，即巧妙地将名义锚与实际锚有机结合。名义锚，以通胀目标制为典型代表，为市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价格稳定预期。市场参与者能够对未来的物价走势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而实际锚，则以就业率阈值为重要体现。将名义锚与实际锚相结合，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清晰的决策坐标；同时，将短期刺激工具与中长期改革议程“捆绑”，能够通过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强化市场信心。此外，还需建立立法保障、独立机构设置和专项资源配置等支持体系，确保预期管理的制度化和可持续性。在立法保障方面，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将预期管理的目标、原则、实施方式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预期管理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在独立机构设置方面，设立专门的独立机构，负责预期管理的具体实施和监测评估工作。这些独立机构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对经济形势进行判断，制定科学合理的预期管理策略。在专项资源配置方面，政府需要为预期管理提供必要的专项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
其次，增进市场主体信任是预期管理机制的核心环节。一是应将财政规则、债务上限等对经济运行和市场预期产生关键影响的指标，以明确且规范的方式写入政策目标文本。财政规则明确了政府财政收支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债务上限则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了限制，这些指标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对政府财政健康状况和经济稳定性的判断。将它们清晰地纳入政策目标文本，能够使政策不再是模糊不清的指令。市场主体依据这些明确的指标，可以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从而增强其对政策的信任。二是建立“违约成本公示”制度和“政策追溯系统”，这是提升政策透明度的关键举措。“违约成本公示”制度向市场主体清晰地表明，若政策执行未能达到既定目标或违反相关规定，政府将承担何种代价。这种明确的警示机制，促使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更加谨慎和负责。而 “政策追溯系统”则能够实时披露政策执行进度与效果评估数据。市场主体可以随时通过该系统了解政策在各个阶段的推进情况，以及政策实施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三是可借助听证会、意见征询等参与式机制培育社会共识，增强政策的公众认同感。
最后，利用新技术进行赋能。通过开发“政策智能中枢”整合区块链、云计算技术，实现政策信息的实时追踪与验证；构建“预期感知网络”采集企业经营数据，建立微观主体行为数据库，从中挖掘出市场预期的细微变化，精准把握市场脉搏。在技术治理创新方面，实施“数字镜像管理”，将财政规则、预算执行等关键信息上链，提高政策透明度；开发“政策模拟器”，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经济系统虚拟模型，测试不同政策情景；建立“智能反馈系统”，实时分析市场情绪，动态调整政策沟通策略。运用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数据分析算法，实时分析市场情绪，并根据市场情绪的变化，系统动态调整政策沟通策略，确保政策信息以最恰当的方式传递给市场主体，避免因沟通不畅引发市场误解与恐慌。
（作者代志新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行为实验财税研究中心主任，张博文系中国人民大学行为实验财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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