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声 叶家毓
2025年，作为“十四五”规划收官与“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节点，我国金融体系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摩擦加剧的复杂环境中，走出了一条风险化解与动能培育并行的转型之路。全年金融运行紧扣“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总基调，通过政策协同精准拆弹、市场重构回归价值、改革深化激发活力，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为新一轮发展周期夯实了基础。
政策协同：以精准调控破解稳增长与防风险双重命题
2025年，宏观政策突破单一框架局限，构建起财政、货币、监管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既聚焦短期风险化解，又着眼长期动能培育，形成了精准发力、双向赋能的调控新格局。
一是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保持支出强度，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供需两端激发消费潜力，加强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全流程管理，分类推动融资平台有序出清并实质转型。财政部于2025年四季度追加5000亿元地方债务额度，有力支持地方化债与项目建设。央行同步发力，11月25日开展1万亿元MLF操作、12月5日实施1万亿元逆回购，注入中长期流动性，避免发债推升市场利率，实现“财政化债”与“货币护航”无缝衔接。同时，财政通过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向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持续倾斜，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推动金融资源向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集聚。
二是货币政策同步框架转型，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精准引导。1月启用的M1新统计口径，将个人活期存款与非银行支付机构备付金纳入统计，让M1与M2剪刀差更真实体现市场交易活跃度，缓解市场对流动性陷阱的担忧。在此基础上，央行通过调整7天逆回购利率持续引导市场利率中枢下移，10月银行间同业拆借与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20个基点和25个基点，持续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创造宽松环境。
三是监管政策形成闭环，聚焦“反内卷”与产业升级。对光伏、锂电池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监督引导银行限制盲目授信，同时支持头部企业兼并重组，通过金融手段优化产业结构。这种“扶优限劣”的导向，不仅遏制了恶性竞争，更推动产业链利润向优质企业集中，与财政、货币政策支持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呼应，协同推进“短期稳风险、中期调结构、长期促发展”有机统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市场重构：价值回归与政策导向的深度共振
2025年，我国资本市场运行始终围绕政策导向与价值规律展开，A股、港股、债市及房地产金融虽特征差异化，却均体现“风险缓释、价值重塑”逻辑，与宏观政策深度共振。
从A股市场看，生态转型凸显政策维稳思路的精准调整。面对年初市场波动，中央汇金等机构摒弃个股直接干预模式，通过大规模申购宽基ETF注入流动性，11月单周股票型ETF净流入超700亿元，既筑牢市场“安全垫”，又推动定价权向机构化、被动化转型。资金配置也紧扣政策导向：银行、电力等高股息板块凭借稳健属性成为长线资金配置重点，国产GPU、AI应用等科技成长领域，在新质生产力培育政策支撑下持续获得市场关注。监管层则以升级版“新国九条”为抓手，严把IPO准入关、强化上市公司分红监管，同时推动长期资金入市，进一步夯实价值投资的市场基础。
从港股市场看，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推动市场企稳回升。在外部，美联储9月开启降息周期，扭转全球流动性紧缩趋势；在内部，我国3.3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发挥“压舱石”作用，稳定市场信心。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有效缓解了港股面临的资金外流压力。与此同时，内地同步优化“沪深港通”交易机制、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显著提升港股吸引力。市场表现印证韧性，上半年新股破发率降至近5年低位，南向资金全年持续净流入，凸显港股作为我国资产跨境配置枢纽的核心价值。
从债市看，市场稳定基础持续夯实。8月以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5%—1.85%区间，扭转2024年单边较快下行态势，这既顺应经济温和复苏下的资金配置需求，也得益于央行通过常态化国债买卖平衡市场供求、防范过度加杠杆，确保其始终运行在理性区间。
从房地产金融看，调控成效显著。房地产金融完成从应急纾困到机制重塑的转变：“白名单”管理重心从“保主体”转向“保项目”，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落地见效。地方国企通过收购存量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房的模式，既缓解房企流动性压力，也精准契合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的政策目标。
2025年，资本市场通过“政策引导—市场响应—价值重塑”实现良性循环，为经济持续恢复注入金融动能。
改革深化：内外并举筑牢金融体系韧性
2025年，金融改革以“内部化险与外部开放双向发力”为核心特征，通过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解存量风险，以高水平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二者协同发力，持续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适应性。
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以“一省一策”化解历史包袱，为服务实体经济清障。辽宁、海南等地区推行“省级统一法人”模式，通过合并农信机构、强化省级信用背书消化存量风险；江苏、江西等地区组建农商联合银行，保留县域法人活力并强化省级服务功能，凸显“小法人、大平台”优势。改革与业务转型深度融合，在监管引导下，银行通过科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质押、投贷联动等产品，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增量占比达七成，实现化险与赋能同步推进。
另一方面，金融高水平开放在制度型开放层面实现突破，既引入外部“活水”，也倒逼内部改革。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年陆家嘴论坛上呼吁提高新兴市场在IMF的话语权，彰显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主动姿态；证监会优化“沪深港通”机制、深化科创板改革，回应外资关切，稳定社会预期。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升级，银行间市场交易报告库设立提升市场透明度，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网络覆盖面扩大，为全球企业提供SWIFT之外的安全支付选择。2025年前三季度，经常项下、直接投资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分别达13.06万亿元和6.04万亿元，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占比持续提升，“本币优先”成为企业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工具。
总体而言，2025年金融体系内部改革与外部开放形成了高效协同的态势。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提升了金融体系稳健性，为高水平开放筑牢基础；开放带来的外资流入与竞争压力，倒逼国内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提升服务能力。这种“内外并举”的改革思路，让我国金融体系在化解风险的同时提升全球竞争力，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展望2026年，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金融运行将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总体态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国金融体系将稳步适配高质量发展需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作者分别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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