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13项具体举措为民间投资发展保驾护航。其中，第十一项至十三项提出的中央预算内投资与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机制优化、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绿色通道”与REITs支持三项金融保障举措，构成支持民间投资的“组合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当前民间投资面临“融资门槛高、退出渠道窄、投资信心弱”三大核心痛点，亟须通过全链条政策支持破解。此次国务院出台的三项保障举措，正是从“投融退”全周期发力，为民间资本注入信心、打通堵点，有望重塑民间投资发展生态。
精准锚定全周期痛点，政策突破彰显靶向思维
民间投资作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在项目启动、持续运营、投资退出等环节面临多重制约。此次三项政策“组合拳”以全周期服务理念破解痛点，政策设计逻辑与针对性突破备受瞩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申宇婧指出，三项举措精准瞄准民间投资“启动、运营、退出”三阶段核心金融痛点。项目启动阶段，中央预算内投资与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化身“引导资金”和“耐心资本”，解决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时初期资本金不足与风险偏高的难题；持续运营阶段，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制定民营企业年度服务目标，直击“融资难、融资贵”顽疾，为企业持续运营提供稳定资金保障；投资退出阶段，通过构建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与并购重组“绿色通道”、基础设施领域REITs推广，打通退出通道，让投资循环更顺畅。
与以往政策相比，此次举措的针对性突破体现在机制保障的系统性强化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姜明耀表示，首先，中央预算内投资与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核心是风险吸收与信号引导，新政以政府“第一笔钱”覆盖项目早期高不确定性风险、释放明确政策信号，与以往补贴或贴息有本质区别。其次，银行业金融机构年度服务目标直指民间投资信贷配置失灵痛点，通过可量化监管预期，重构其风险定价与绩效考核机制。最后，“绿色通道”与REITs支持聚焦民间投资循环不畅问题，契合资本逐利与流动性需求，依托清晰的IPO和REITs退出路径，为股权资本提供市场化价值发现与循环通道，提升投资链条流动性溢价。这一“组合拳”对稳定民间资本投资预期、构建长效支持机制意义重大。
两位专家均认为，政策通过全链条、多维度支持，消除民间资本投资顾虑，打破“不敢投、不能投、不愿投”恶性循环，将推动形成“敢于投资、成功退出、再次投资”的良性生态，为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多维发力纾解融资困境，新质生产力领域成受益重点
“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企业长期面临的“老大难”问题，此次三项政策“组合拳”从领域聚焦、执行强化等维度发力，为改善民企融资环境提供有力支撑。
领域聚焦上，政策精准锁定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和科技型民营企业。姜明耀表示，当前新质生产力领域发展空间广阔，但因技术门槛高、投资周期长，民间资本参与意愿不足。政策定向支持，引导金融资源向高潜力领域集中，既缓解企业融资压力，也为民间投资开辟新增长赛道。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前沿领域支持力度突出。文件明确提出，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有能力的民企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申宇婧表示，低空经济产业链条长、技术创新空间大，民企在无人机等领域已展现强劲活力。三项政策“组合拳”落地，将为民企参与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和退出渠道，激发行业活力，推动形成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执行层面严格要求，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快享。申宇婧介绍，政策明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20%资金须投向民营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需制定民企年度服务目标并严格落实，REITs市场设立民企专项协调机制，这些硬性要求避免政策执行“空转”，让民企切实获得资金支持。同时，普惠信贷尽职免责和不良容忍制度全面落实，打消银行客户经理“惜贷”顾虑，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民企积极性。
仍需破解落地阻碍，多方协同筑牢长效发展根基
“此次政策组合拳在落地执行环节仍可能面临项目遴选矛盾、银行考核滞后、资本市场改革不到位等现实阻碍。”专家建议通过机制优化、配套措施完善，及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民企协同发力，确保政策长期可持续。
申宇婧表示，第十一项举措或面临项目遴选与风险偏好矛盾。中央预算内投资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项目要求高，审批部门出于安全免责考虑，可能更倾向于支持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国企项目。同时，政策性金融工具操作流程复杂、决策链条长，与民企市场反应快、资金需求急特点不匹配。第十二项举措执行中，银行考核机制滞后、风险定价失灵等问题可能影响效果，部分中小银行因数字化转型不足，难对科技企业贷款合理定价，导致风险溢价过高。第十三项举措则可能面临资本市场改革不到位阻碍，短期内难以平衡科技企业盈利与成长性关系，相关认定标准和流程不完善或滋生套利空间。
针对潜在阻碍，专家们纷纷提出破解思路。在机制优化上，应构建“基于信用”而非“基于主体”的金融体系文化。通过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整合工商、税务、司法、水电等数据，为市场主体建立精准“信用画像”，让金融机构依据企业信用而非所有制性质提供融资。在配套措施上，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担等市场化机制，促进资金优化配置。同时，简化政策性金融工具操作流程，缩短决策链条，提高资金拨付效率。
实现政策长期可持续，需在深化改革、优化生态上持续发力。姜明耀强调，要建立基于项目的动态评估机制，确保资金使用效率；鼓励金融机构建立专门事业部，培育复合型专业管理团队；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等多元化投资主体，形成接力式投资格局。
政策有效落地离不开多方协同。申宇婧表示，地方政府应营造公平透明营商环境，打破地方保护，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引导资金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金融机构需克服形式主义与唯考核论，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转型提高对科技企业风险定价能力，构建与民企的信任生态；民企则要苦练内功，规范公司治理，提高经营能力，避免投机主义和短视行为，珍惜商业信誉，朝可持续发展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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